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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1938年希特勒49岁生日时,大众送来一辆“1号篷式汽车”,以取悦这名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大众迅速将民用生产线转为军用,为德军提供了大量各式车辆。有历史学家估计,大众80%的战时员工是奴役劳工。西门子在集中营建工厂于1847年成立的西门子公司自然也难以免俗。在希特勒上台前,西门子据说就曾秘密资助纳粹党。有分析认为,克虏伯公司、法本公司(化学和制药公司)和西门子公司一道,通过资助纳粹党,破坏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上台后,特别是战争期间,西门子的规模迅速扩大,兴建起更多工厂,并参与了德国经济的“纳粹化”。西门子的高级管理层在多种场合称赞过纳粹主义,西门子董事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卢尚更是铁杆纳粹分子,1945年希特勒自杀后,他也跟着自杀了。受局势影响,从1938年起,西门子在公司内部实施“种族政策”,将犹太工人同德国工人隔离开来。之后,由于战争爆发,劳动力匮乏使西门子领导层颇为头疼,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集中营。资料显示,法本公司是第一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内设立工厂的德国公司,到20世纪40年代,西门子也逐渐在一些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及周边地区建造工厂。不少集中营工人上午为西门子公司生产电气设备,下午就在公司建造的毒气室里被毒死。据统计,到1944年,西门子的20多万雇员中,超过15万是集中营在押犯人。受到军情五处密切关注英国军情五处2010年公开的秘密档案显示,由于西门子公司同纳粹“第三帝国”存在密切联系,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有一大批西门子雇员被英国情报机关密切监视。军情五处怀疑,西门子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帮着实现纳粹政权的外交和战争目标。早在1935年,军情五处的一份报告就称,纳粹以西门子公司为伪装,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展开间谍活动,该报告担心西门子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进行着类似活动。1936年,纳粹政权公开发出呼吁:“在战争期间,每一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包括那些在海外的德国人,必须为祖国提供服务。”这更引起英国情报机关的担忧。1939年二战爆发前,军情五处特别关注西门子在英国的活动,该公司的分支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在伦敦西部建有工厂,军情五处文件描述其为“狂热的纳粹分部”。西门子的工程师也被英国情报机关盯上,据说这些工程师不停地环游英国,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战争爆发后,根据1939年《与敌贸易法案》,西门子英国分公司被迫关闭。英国情报机关还很担心西门子在远东的活动。1939年底,军情五处通知新加坡的英国情报人员:“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德国人无疑在用一些大的工业和商业企业来掩盖他们的间谍行动,西门子和拜耳公司等尤其值得注意。”二战结束后,西门子公司在战时的行为受到追究,一些西门子董事会成员有的自杀,有的被苏联红军押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西门子驻华公司员工约翰·拉贝同十多位外国友人一道,在中国南京建立南京战时安全区,保护了约25万中国平民。
[导读]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是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找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调查】第三代农民工已“无家可归”?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初步演化成了三代农民工群体,而当前三代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已经与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尽快化解这些矛盾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工作。我国农民世代沿袭了2000多年的子承父业的代际转换方式,正在迅速地彻底地改变着。调查报告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三种形式。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只能回到农村去。基本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农闲出来农忙回去,农业的生产技能并未丢掉。由于这批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未接受过任何劳动培训,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同接纳,因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普遍较差。目前,第一批农民工已基本返乡,虽然他们的年龄已是50~60岁,但目前农村的生产劳动主要还是靠他们在维系支撑。第二代农民工不回去,努力要做城里人。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在16~45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其特点一是年龄结构更年轻。其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仅占16%。二是文化、知识、技能普遍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三是所从事的行业、工种已不再局限于建筑业,呈现出多样性。四是离土又离乡。他们基本上是离开学校就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农忙时也很难回去,因此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已基本丢掉。五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在城市发展、创业、安居正成为这一代农民工的主流意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已远远高于对家乡的认同感。第三代农民工回不去,未来境遇难确定。第三代农民工即第二代农民工带在身边的子女。严格地说他们还不是农民工,但如果户籍等相关制度无重大改革,他们长大后身份仍将是农民工。他们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并接受较为完备的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更趋同于城里人。他们对农村更疏远更陌生,而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比上两代农民工的认同感更高、更强烈。因此,让他们长大后再回到偏远的农村家乡去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空壳村社”日益突出,谁来建设新农村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种田难、收割难、修路难、抗旱难、治安难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制度缺乏有效改进,10年后谁来种田的问题已开始逐步显现。目前,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和其他留守家园的老弱病残,他们中许多人年事已高,但仍在田里艰难耕作。而第二代青壮年农民工中,许多人特别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基本上已不再回农村老家。据调查,许多地方农户春耕插秧都是老人们自发组织相互帮助完成的,还有一些村社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太多,出现了土地部分抛荒的现象。缺乏培训对象,新农村建设培训难的问题已成为现实。近年来,中央和各地都专门安排了每年培训农民的经费和指标,但在落实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困难。按中央精神,培训的主要对象应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因为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但现实是农村中青壮年基本上都已外出务工,只有春节才做短暂停留,平时政府部门想找些农村青壮年来培训也显得十分困难。调查报告提出了化解农民工代际转换与新农村建设矛盾思路。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化解十年后谁来种田的矛盾。从近几年土地流转的实践看,农民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一亩土地一年可收入一定的流转费,而接包大户和企业基本上都对土地追加了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并对农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土地效益和农业发展的后劲。二是建设三支队伍,以化解谁来建设新农村的矛盾。第一支队伍是现存的留守家园的这部分劳动力,国家应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重点关注和扶持,给予更多的惠农政策,从而使他们能安下心来参加新农村的建设。第二支队伍是大中专毕业生。政府应每年吸引、接收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去开拓创业、为基层服务。这既能缓解城镇就业的压力,也能为新农村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第三支队伍是第二代农民工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工人才。对这部分人,政府要积极引导、感召他们回到家乡创业发展,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三是政府、企事业、工青妇等培训相结合,以化解农民培训难的矛盾。在培训资金使用上,按照谁培训,谁享有的原则划拨培训经费,并实行严格监督、考核、验收,防止层层截留和挪作他用;在培训时间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对留守家园的农民,主要利用农闲时安排培训;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要抓住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对他们进行培训;对不回家的农民工,则可委托当地政府组织、企事业等对其培训;在培训内容上,坚持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通过各级切实有效的培训,使农民的素质获得较大的提高,以便尽快适应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中国信息报 盛虹)【对话】新民工应转为市民人物档案黄延信,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对话背景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新型劳动大军的主体,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他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却很难获得城市认同,他们想融入城市,只是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1亿多。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与社会融合政策”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该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参与这次研讨的黄延信。中国青年报:现阶段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黄延信: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我国的城乡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这种快速变革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滞后。目前,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4亿人,这个群体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民工问题理应随着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而逐步解决。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有大思路、大政策,我们应明确一个理念:要促进融合,防止固化,坚定不移地深化城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农民工融入所就业的企业、融入所生活的城市、子女融入所在地的学校,一定要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中国青年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及与社会融合的现状如何?黄延信: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有的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初中、高中毕业后直接加入农民工大军;有的则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在经济、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实际上与农村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就是因为其父辈是农民,没有城市户籍,社会就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非要给他们贴上农民工的标签,这是人为地把城市常住人口分为不同的等级,是严重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一代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个人追求、价值判断、到城里来的目标等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他们融入城市的要求、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又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需要新市民来支撑。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为农民融入城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但是,每年“民工荒”到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从城市回到农村。从企业、社区和学校来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被城市接纳。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反映。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应再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称呼他们,需要安置就业的可统称为新增劳动者,需要在城市解决各类问题的可统称为城市新增人口,以此在称谓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中国青年报:如何帮助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具体做法有哪些?黄延信:促进融合关键是三个融入:融入企业、融入社区、融入学校。所谓融入企业,是指要使和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逐步融入企业。我们要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让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工作环境、竞争机会等。真正要实现融合,关键是引导企业、企业的管理者转变观念,改变以往和农民工是一种单纯雇用关系的心态。要把农民工当作企业的主人,更加关心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学习、思想、技能的提高,不能再把农民工和企业对立起来。只有农民工感受到企业的关心、爱护,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企业才会有更快的发展。另外也要教育农民工,使其和企业融为一体。农民工也要关心企业发展、创新、产品质量和效益,企业发展了,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了,相应的农民工待遇才能得到改善。融入社区,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和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鼓励他们融入社区,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覆盖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系。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文化娱乐、物业管理、基础医疗、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到社区的文明。同时,也要引导农民工关心社区建设、发展,维护社区秩序,鼓励他们参与社会管理。融入学校,主要针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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